李劼:儒家概说

admin 金脉娱乐 2019-09-05 21:18:47 7922

   所谓儒家,在先秦是一派学说,自两汉开始独尊,于宋明成为儒教,五四以降由所谓新儒家唱挽,最后由九十年代开始的大陆尊孔闹剧终场。

   一

   孔丘创立儒学,意在克己复礼。克己并非克自己,而是希望那些不遵守周礼挑战周制的人们、克制自己收敛自己。克己复礼主要针对的是管仲。管仲在齐桓公支持下开创了尊王攘夷的政治新格局,成为中国历史步入春秋时代的标记。管仲政治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先富民再治国,安高在乎同利。这些皆与周公姬旦奠定的周制周礼背道而驰,为孔丘所深恶痛绝。

   事实上,齐鲁两国在政治上的分歧,最早源自姜尚和周公姬旦的不同治国方式。据《淮南子》记载,彼此讨论何以治国的时候,姜尚主张举贤上功,不避利益驱动;而姬旦强调等级分明的尊尊亲亲,以礼治国。孔丘的克己复礼,想要复的就是周公那套尊尊亲亲的以礼治国。如此泾渭,到了管仲政治,更加突出了利益之于政治的驱动性,突出了以利治国而不是以礼治国的实际性和可操作性。所谓富民,并非教习民众以礼仪,而是让民众得实惠,让民众过好日子。这显然比姜尚的政治方式,跃进了一大步。可惜,管仲政治思想,后人没有作认真的研究和总结。

   反对管仲政治方式,这是孔丘克己复礼的基本语境所在。正如不知道周公建制建立了什么制度和礼仪,就读不懂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一样;抽掉了管仲政治的语境,便无法理解孔丘的克己复礼。

   孔丘的去利取礼,后来被孟轲所继承。只讲义,不讲利。孟轲与孔丘的不同之处在于,把政治理想上升到贵民主义,提出了民本乌托邦。孟轲的民本思想,截然不同于管仲的人本政治。孟轲虽然以民为本,但不是由民作主,而是为民作主。正是这种为民作主的思想,潜伏了后来荀况的君本主义。

   荀况是由儒而法的转折点。孟轲的民本主义到了荀况,变成了君本思想。荀况将其君本主义诉诸隆礼重法,礼还是要的,但法更重要。荀况所谓的法,并非是法律法治之法,而是帝王之法,亦即以权术谋术为核心的帝王术。孔丘当年欲复之礼,到了荀况完全变成了朝向帝王的跪拜之礼。从荀况的帝王术再向前一步,就是韩非献给赢政的权力术阴谋术如何打下天下术。

   二

   汉儒可分西汉东汉。西汉之儒,大都致力于营造话语权。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司马迁、班固以儒治史,孔安国造假。独尊儒术虽然没有让汉武帝采纳,但最后造就了刘秀建立的东汉王朝。东汉皇帝大都相信以儒治国,甚至效仿上古先贤,亲自赤脚种地。也正是以儒治国的政治方式,导致东汉儒生极其活跃,与朝廷呼应,蔚为大观。最后,以汉末党锢血案,收场。以儒,不能治国。

   汉末党锢无意间留下一个儒生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骨鲠传统。倘若说,用自孔丘以降的儒学治国很不靠谱,那么自汉末党锢承传的骨鲠儒生,却是精彩的。当然,这样的骨鲠传统,最早始于孟轲面对君王的面不改色,腰板挺立。这跟孔丘并不相干。孔丘的人格特征是世故,可以说,中国人的世故传统,孔丘乃始作俑者。

   三

   宋儒致力于将儒学变成儒教。张载是最早怀有此志之人。当然,后来由朱熹完成。朱熹理学,所谓理在气先,亦即理高于包括生命在内的万事万物,而朱熹本人又扮演了理的化身。这与黑格尔宣扬绝对精神与马学推举客观规律,如出一辙。骨子里都是想通过一番话语演绎,君临天下。所谓理教,朱熹是当然的教主。凭借理学,朱熹取孔孟而代之。比起克己复礼,以民为本,朱熹理教蛮横冷酷:无非是通过占领道德制高点,成为庶民的精神奴役者。后人所谓的理教杀人,其实就是对朱熹的控诉。更不用说,朱熹的道德说教,是对他人的要求,不包括他这个教主本人。他可以一面宣讲理教一面包养尼姑。儒家诸子,朱熹最虚伪,最僵化,最教条,因而也最受历朝皇帝欢迎。

   与朱熹理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阳明心学。与朱熹以理学束缚他人相反,王氏心学是针对自己提出的生命修练。王阳明承继陆九渊心即是理的思想,将高高在上的理转化成了内心修为的准则。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所有针对他人的道德教条,通通变成了面对自己的省悟。王阳明如此说,也如此身体力行。倘若真有什么修齐治平之人的话,那么王阳明应该是一个。后来的曾国藩应该是第二个。

   儒家在历史上有两类人物,是足以令人起敬的。一类是汉末党锢式的骨鲠之士,一类是王阳明、曾国藩那样修齐治平的事功人物。他们既是人格标高,又意味着道德底线。这种品质虽然是后天习得,但也多多少少有着历史的承继性。或者说,是远古《山海经》神话那种担当传统的绵延。

   四

   五四以降的新儒家,最早的代表人物是熊十力,梁漱溟,还有稍后的钱穆。就文化思潮而言,这批新儒家人物的出现,是对五四倒孔运动的反弹。其中,既有守旧的一面,也有合理的一面。守旧是守在复返儒家学说上,合理是合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对儒家作出令人信服的批判。所谓的打倒孔家店,仅止于情绪性极强的口号而已,并没有对儒家作出历史性的分析和梳理,更没有重新审视先秦诸子。

   新儒家虽然著述不少,但并无独到的建树可言。许多探讨,仅止于概念的纠缠。这与其说是新儒家诸子才力有限,不如说是儒家学说已然灯尽油枯。新儒家的特色在于,努力从儒教、或者说从理教,重新回到儒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孔孟伦理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之后,新儒家力图重建作为学术、学问的儒家学说。

   这种努力后来在台湾被五四新儒的弟子们发扬光大。台湾的新儒家,比如牟宗三,有志于从中西文化对照的框架上,重塑儒家学说。他们的想法,曾经集中表述在他们于五九年联合签署和发表的宣言里。那份宣言应该是台湾新儒家的历史性文件。他们在宣言里宣告,中国文化已死。他们所说的中国文化就是儒家学说,他们藉此将儒家学说的过气与中国文化的死亡,混在一起谈论。宣言旁证博引,横跨中西,然皆不得要领。惟一值得注意的是,宣言在政治上表达了他们的不认同共产主义。正如宣言将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学说,宣言将共产主义归咎于五四新文化。

   台湾新儒家的困境在于,在文化上阐说儒家学说,乏善可陈;在政治上不认同共产主义,却提不出自己的主张。因为无论是以礼治国、以儒治国、还是以德治国、以理治国,全都了无操作性可言,也不可能被任何一方统治者所接受。蒋介石既信奉儒家,但同时又进教堂,骨子里奉行的是独裁政治,心底里想要的是家族王朝。倘若按照新儒家的理念治国,那么既得不到西方世界的认同,又得不到另一阵营的欢心。在冷战时代的台湾新儒家,不仅在文化上没有立足之地,在政治上也没有一席之位。尴尬人偏遇尴尬事,此后台湾的政治和文化嬗变,跟台湾新儒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台湾开启两党制政治时,人们可以发现的是,来自在野党的政治领袖,大都是律师出身,与新儒家毫无干系。

   五

   世纪之交的大陆尊孔闹剧,此处从略。因为凡是大陆人,全都知道的。台湾新儒家不管怎么说,尚能作为一个话题谈论。发生在大陆的这场闹剧,连话题都不成立。

   二0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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