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东:基于合道德性的合法性——从康德到哈贝马斯

admin 大神娱乐 2019-09-02 23:05:01 9647

  

  内容提要:哈贝马斯的法律合法化理论是通过“重构性进路”而间接捍卫合法化的规范性传统。康德“基于合道德性的合法性”论说将合法性建立在“同意”之上,但同卢梭不同的是:它通过实践理性的普遍性来确保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可能性。尽管康德主张“法律”(正当、正义或权利)优先于“伦理”(德性),但这两者均从属于其实践理性法则。哈贝马斯通过“实践理性多态论”的建构及其在法律领域的运用,消解了康德在道德与法律之间设定的等级结构。

  关键词:重构性进路 公意 实践理性 合道德性 商谈

  

  引论:合法性的规范性进路与哈贝马斯的“重构性进路”

  

  哈贝马斯将康德的自然法思想称为“理性自然法”的经典论式。作为“启蒙运动的导师”,康德在其自然法论说中不再诉诸宗教世界观和唯理论—绝对主义自然法模式,而是着重对理性、特别是他所高扬的“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作出全新的诠释,并以此来构建现代政治和法律秩序的合法性基础。由于康德将实践理性定位为符合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合道德性”(morality),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基于合道德性的合法性”论说。显而易见,厘清从康德到哈贝马斯这一合法化论说的理路脉络,不仅有助于我们探究哈贝马斯合法化理论相对康德的“知识增量”,更有助于我们探究现代复杂社会背景下政治和法律秩序的合法化机理。

  本文将考察“基于合道德性的合法性”这一传统从康德到哈贝马斯的理论流变。为了更为全面地阐述康德的合法化理论,我将首先在同卢梭的对比中考察其契约论合法化论说(一),接着从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视角进一步考察其法律合法化理论(二),并以其道德哲学洞见将两者统合起来。之所以要与卢梭式“公意”模式进行比较,乃是因为无论是康德还是哈贝马斯都继承了卢梭式“激进民主”的“自我立法”和“公意”论说,他们所不同的只是实现“自我立法”和“公意”的具体模式有所差别而已。当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在此只是提及哈贝马斯与卢梭的理论关联,而不拟申论。在此基础上,本文最后将考察哈贝马斯对“实践理性”概念的重建,以进一步揭示其商谈论合法化论说如何消解康德基于实践理性法则(合道德性)的合法性论说所导致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等级结构(三)。

  

  一、同意:从卢梭的“公意”到康德的“实践理性”

  

  经由上述命题的相互阐释,卢梭宣称,法律的合法性就在于建基于全体公民一致同意之上的“公意”。这一论断的特征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全体公民的事实上的一致同意;二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意”。

  我们知道,康德曾坦承正是卢梭使他从纯粹形而上学的迷梦中惊醒,并使他得以更为重视人的价值。卢梭对康德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于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领域,包括对政治和法律合法性的认识。同卢梭一样,康德也诉诸契约论的“同意”、甚至“公意”模式,但是无论是对契约论的理解,还是对“同意”、甚或“公意”的限定,他都不同于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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